陕西蒲城林则徐纪念馆矗立着林则徐和王鼎的塑像。这两人，一个生于东南沿海的福州，一个生于三秦大地的渭南，相隔千里；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后生，一个是老成持重的长者，年龄相差17岁。然而他们却成为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挚友：一个因为信任和欣赏林则徐，为其抗争而死；一个视王鼎为恩师，为其守“心孝”三月，谱写了近代史上感人至深的一段佳话。

　　王鼎，陕西蒲城人。清嘉庆元年（1796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工、吏、户、礼、刑五部侍郎、尚书及顺天府尹，官至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师，道光年间任军机大臣。他为人正直、为官清白、政绩卓著，在朝野中享有盛望。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二月，林则徐第三次上京会试，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王鼎已入翰林院15年，二人的君子之谊正是从翰林院相处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走出来的。

　　共同的宏伟志向——“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王鼎和林则徐所处的时代，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灾难深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英国殖民者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的劣势，向中国倾销鸦片、牟取暴利。据统计，仅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从印度转运到中国的鸦片就有4054箱。“鸦片走私长此下去，必然成为戕生、荡产、败德的罪恶根源”，许多爱国人士纷纷上表、痛陈时弊，要求禁烟。林则徐亦是其中之一，他上书直言：“若犹泄泄视之，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为国家计，林则徐还提出了加重治罪兴贩与开馆、处分失察文武属员等建议。林则徐的上书惊动朝野，时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的王鼎不仅大力支持林则徐的主张，而且向道光皇帝推荐他“多谋善断，有为有守，堪当重任”。最终，朝廷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鸦片，这便有了后来震惊中外的禁烟运动。“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后人便以“高山流水”作为知音之喻。知音的本质是知心，是志同道合。林则徐与王鼎的友谊正是近代中国史中的“高山流水”，尽管无声、尽管历经风雨，却也历久弥坚。

　　共同的担当精神——“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担当精神在王鼎和林则徐的身上不仅表现为抵御外辱、力主禁烟；也体现为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相互砥砺、互为担当。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下，清廷以“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和“废了营务”的莫须有罪名将林则徐发配伊犁。王鼎获知后极为震惊，举荐林则徐到河南治理黄河水患，以求“戴罪立功”。林则徐不负众望，“以勤、慎、廉、和四字处之”，成功治服水患，却依然被发配伊犁。时为总办河务大学士的王鼎抱着病弱之躯为林则徐仗义执言，不惜身死。王鼎死后，林则徐亲往蒲城为恩师守“心孝”三月，还写下诸多楹联。一个惜才如命，不论顺、逆、荣、辱，对林则徐都信任如初；一个则把信任转为动力，不论位高权重，还是“效力赎罪”，都忍辱负重、勤勉敬业，用行动回报师恩。这种真情大义令天地动容，这种担当精神堪为后世楷模。

　　共同的人文情怀——“利人乎即为，不利于人乎即止”。古之成大事者无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铸就品格，展示“为天地立心”的人文情怀。王鼎和林则徐两人的家境都十分贫寒，但都酷爱读书。王鼎家虽贫，但也算得上诗礼传家的文人，从小就饱读诗书，立下为国效力的宏愿。而林则徐“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但母亲教导他“男儿务以为大者远者，岂以琐琐为孝焉？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于是，林则徐坚持“家少楼台无地起，案余灯火有天知”地读书，立志报效国家。由于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取向，都认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品质。除了在大节上心忧天下外，在个人修养方面，他们也可圈可点。林则徐在《十无益》以及写给夫人的信中，多次坦露：“做官不易，做大官更不易，我是奉命为谨，毕恭毕敬。夫人务嘱二儿须千万谨慎，切勿仰仗乃父的势力和官府互相往来，更不可干预地方事务。”王鼎更将明朝林翰《诫子弟》一诗改为“多次来信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依然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以谦让的态度解决与邻里的宅基地纠纷。正是二人的志向高远、志趣相投、心底无私，才结志同道合之友，做讲习道义之事。

　　人是社会成员，不可能遗世独立。《诗经》云“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说的是交友的重要性。《孟子》言“出入相友”，说的是交友的必要性。然而，跟谁交友，怎样交友，却大有学问，至关重要。“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同是两荩臣，悲歌向苍昊”。林则徐与王鼎的友谊堪称以心相交的典范，他们在思想上良知相契，心心相印；在事业上守望相助，真心提携。他们的旷世真情给人温暖、给人力量，让我们从中读懂了崇高、读懂了忠义，更让我们懂得不虚、不私、不妄才是友谊的真谛。唯如此，才能结交真友、赢得真情，在人生道路上行稳致远。（向贤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