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不仅是一位英雄，还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哲人。世人大多知其气节，而不知其哲学，原因恐怕是其思想成就为其事迹所掩盖。他虽没有给我们留下哲学方面的专著，但他散见于各种奏疏、序跋、诗文中熠熠生辉的思想，却为我国文化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检阅《文山先生全集》，我们发现文天祥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不息”哲学基础上的。“不息”一词，出自《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宋代大多数思想家一样，他喜欢读《周易》，在其文章中经常引用《周易》；他的哲学思想亦来源于《周易》。那么，他是怎样理解“不息”的呢？他说：“天久而不坠也，以运；地久而不隤也，以转；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不息”之理，即运动之理。他不仅强调了运动、变化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强调了运动、变化的绝对性。他把“不息”与“久”的概念结合起来，正确地解释了“不息”的根本特征。

　　文天祥“不息”哲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解释宇宙、自然的范围。他把这一原理和治国、用人、“补世”结合起来，以“人物之生，亦无一日可息”的总规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此亦一不息也”。只有“不息”，才能常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既然“天地与道同一不息，圣人之心与天地同一不息”，那么，对“君子”的要求就是“君子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独有一言愿献于君者，曰行，行固君子字也。”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国家危难时刻毅然决然挺身而出，毁家纾难，乃至壮烈献身，完全是由于“不息”的思想在支配着他的行为。

　　文天祥指出：“天道人事，实不相远，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国未有不昌。”所谓“天道人事”，就是要以天道之不息原则运用到人事上来，运用到治国上来；虽用“畏天”的外衣，包含的却是治国的进步主张。“不息”思想驱动他多次上书朝廷，呼吁“臣之所望于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南宋朝堂如果能听他一言，由“不息”而“自强”，或能挽回颓势。他以“不息”之论，再三上书朝廷：“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淑士之道，则士风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只有持不息之心，才会产生求“淑士之道”。由此可见，他把“不息”扩充到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地步。

　　在《御试策》中，文天祥还提出：“变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盖不息者其心，变通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为什么要变通呢？他认为：“天地之所以变通，固自其不息者为之，圣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道之在天地间者，常久而不息，圣人之于道，其可以顷刻息邪？”基于此，他用了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把南宋民政、吏政、兵政、财政以及对外方面所面临的形势，摆到明面上，继而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改革不息，必须是长期不断而又全面彻底的，不能“中道而废”。他以“行百里之途”来比喻改革不息的过程，教诫人们不要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间，要做到“无岁而敢息，无月而敢息，无日而敢息也”。说到底，没有改革不息之心，就不能“行不息之道”。

　　可以说，文天祥的改革不息论，是社会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呼声。他在《跋彭叔英谈命录》中说道：“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捍御。”这是他的不息论在爱国主义思想上的充分体现。他看得很清楚，要改革首先必须针对当时鄙顽的士风、士习，因为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风败坏，“士习厚薄，最关人才”。所以他大声疾呼：“厚今之人才，臣以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要变革士习，必须改革科举制度。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三代以下，无良法取士者，因仍科举不能变。”科举之弊何在？他在《御试策》中说道“明利而已矣”。以“明利”二字，针砭其弊，说明他看得非常透彻。在这种制度下“取青紫而得车马者”，能治理国家吗？他说得很清楚，这些人“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这些空言性命、心术败坏的逐利之徒，不谈国家民生，对国家的安全、民族的耻辱，漠不关心，有何气节之谈？他痛切发问：“今何如时，尚拘拘孑孑于资格之末？”在民族危亡时，他的改革不息之论，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此外，他还主张：青少年须得到正确的家庭教育，国子监的学生既要学习经学，也要学习治国之道和防边、水利等科目，促使学者不是只图浮名，而要能办实事。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正确的。

　　“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纵观文天祥的一生，“天下为公”是他“不息”哲学的归宗，也是他的最高终极目标；在理论上充实、发展了儒家的治国主张，从更高的层次上论述了理想治国的根本特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无疑是站在了时代的最高峰。他的“不息”的哲学思想，他的义勇行谊及其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事迹至今还在推动我们中华民族前行。（周游）